1969年元旦以后，自己學校早已不再上課，到派在教室里，下戶同學們慷概陳詞，自己紛紛向學校表決心，到派表示要服從分配，下戶爭取到祖國最需要的自己地方去，到最艱苦的到派地方去，到邊遠的下戶山區去，已經成為大家的自己口頭禪。

動員大會以后，到派我曾多次想過：要下鄉，下戶最好還是自己找比較要好的人，下到了一個生產隊，到派相互之間能有個關照。下戶

未曾想，我們班上唯一的共青團員，陳永華，他今天倒是挺主動地來約我：“小石頭，我倒是很希望，你能和我下到一個生產隊。如果你同意的話，那我們現在，就一起到學校的上下下鄉辦公室去登記，正式報名。”

正好，我也有這樣的想法。算實不謀而合。

在的時候，我就非常崇拜他個頭比我高，力氣比我大，成績也比我好，他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如果真能和他下到一個生產隊，我肯定是吃不了虧。最起碼在干點重活兒，挑點水，劈點柴，需要出力氣的活兒，他會幫我做的。

既然陳永華主動提出，我很爽快就表示同意，

我立刻回應道：“那好，我們就算說定了。不改了。咱們兩個一起走，馬上向學校申請，爭取下放到一個生產隊。”

陳永華當時在我們班里是唯一的共青團員，從1964年上初中開始，一直到學校開始長期停課期間，我們一直是同桌，他的學習成績在全班，歷來都是名列前茅。人個頭長得很高，他的身高在班上算前幾名，體力好，力氣大。我一直把他當做我的學習榜樣。我覺到自己能交到這樣一個好朋友而感到慶幸。心想能和他下放到一個生產隊，將來在農村里做體力勞動，肯定能得到他不少幫助，我在內心深處充滿著一種強烈的依附感。

我和我的同桌好朋友陳永華，兩個人手拉著手。一起來到學校上山下鄉報名處的辦公桌前，學校就根據我們的申請志愿，認認真真地登記。的確把我們兩個安排到一個生產隊，并且張榜公布。榜上面寫著：

 羅壩公社光榮大隊第一生產隊，

 陳永華。石建華。

我當時還看得非常清楚。為了這件事，我還暗自高興了好幾天呢。

上山下鄉正式報名不久，我就從學校總務科，領到一張到當地派出所下戶口的書面通知書，回到家里，爸爸媽媽都上班去了，不在家。當時，我的想法很簡單：上山下鄉的重要意義，收音機里天天都在講，學校里也反復講過多少次，說句通俗的話，耳朵都聽出老繭了，每天都在聽廣播，我已經深深地感覺到；反正下農村當知青，已經是鐵板定釘的事了，既然躲不過，早晚都必須得下，那晚下反倒不如早下，最起碼我還能落得一個積極響應號召的名聲。

當時我自認為：既然上山下鄉的重要意義，在全國早已是深入人心了，上山下鄉的行動，肯定是屬于革命行動，既然是革命行動，那父母肯定也會支持我的。而且在69年元旦以前，家里也曾經做過溝通，對我將來下鄉要下到哪兒，最起碼有一點，我還是知道的，我爸爸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那時候的我，畢竟還是太年輕，心里想的很簡單，認為只要是革命的行動，那爸爸媽媽就一定不會反對。當時，我確實一點也沒有顧及到爸爸媽媽的感受，反正頭腦一熱，便自作主張。

從學校跑回家以后，立即從縫紉機下的抽屜里，三兩下就翻出了戶口本，帶著爸爸的私章，又是一路小跑步，氣喘吁吁地到當時地處府南河畔的萬福橋派出所，心甘情愿地去辦理下戶口的手續。

在派出所里，一位老警察走到我面前，從我手里接過的那份書面通知書，他緊鎖著眉頭很快地流覽了一下，然后用一只大手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睜著一雙大眼睛，上下不停地打量著我。壓低了嗓門，意味深長地對我說：“年輕人，你真要下戶口哇？可真的要想好哦，下戶口倒是很容易，你想再要上戶口可就難了。”

我當時的表現可能顯得太革命，挺胸收腹立正，把頭一揚，瀟灑地說：“我就是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，堅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，今天到這里就是來下戶口的，我馬上就要下鄉當知青去了。”

這位老警察看著我，輕輕地搖了搖頭，緊接著又長嘆了一口氣：“好吧，你在門口的長凳上坐一坐，稍等一等，我馬上就給你辦好。”

過了一會兒，他交給我一張回執單和兩張卡片，要我返給學校。

離開派出所以后，我信步來到派出所圍墻外的府南河邊，踏上了停靠在河邊的渡船，那個擺渡船的老人，手里撐著一支長長的竹蒿，渡船隨著這位擺渡老人不斷地改變動作，在河面上不停地變換著方位，在府河的兩岸來回穿梭忙碌著。每個人要坐船過河，只需要給兩分做過河的船錢，價錢又不貴，河面大概有100多米寬，這里的河水清澈見底，站在這個渡船上，就能非常清晰地觀賞到可愛的小魚和蝦群，看著他們在河里游來游去的。

在讀小學的時候，我和同學們經常到河邊來玩兒，時常利用中午睡午眠的時間，跑到河里去游泳。我們并排站在渡船的船頭，撲通撲通地往河里跳。這位擺渡船的老人，生氣地橫握著一根長長的竹竿，不準我們上他的船，更不準我們在他的船頭往河里跳。

我們這一群半大小子，就像一群浮在河面上的野鴨子，發出嘰嘰嘎嘎地笑聲和尖叫聲，任憑強烈的陽光照射，赤條條油光光的脊背上，掛滿了黃豆大的水珠，大家都躲在船舷下，圍著船幫轉圈圈，和這位擺渡的老人捉迷藏，他在這邊攔擋，我們就從那邊翻身上船，特意等到這位老人拿著竹篙趕過來，我們立馬撲通撲通地往河里跳。反正既要從這船上往水里跳，又不能要他抓住我們。

我們戴著紅領巾的時候，也常常來到河邊，在離開渡船不遠的地方，提著小水桶來捉小魚和河蝦，如果運氣好，還能捉到小螃蟹，就是光著腳在河邊走，有時候也會被河里的螃蟹夾住腳。現在要下鄉了，也不知道啥時候在能回來。以后這河里還會有小魚、小蝦和螃蟹嗎？

這會兒渡船上的人很少，在等人的時候，我和這位擺渡船的老人，有一句無一句的聊著天。無意中告訴這位老人，過不了幾天，我就要下鄉，到洪雅當知青去了。這位老人低著頭，嘆了一口氣，把頭扭向了河對岸，用衣袖擦了擦眼睛。

過了好一陣，他才用沙啞的聲音淡淡地說了一句：“是啊，你們這些小鴨兒，現在都長大了，也不會再來我的船上搗蛋了，我再也擋不到你們來我的船頭上跳水了。一撥一撥地小鴨兒，看著都長大了，翅膀長硬了，該出窩了。你們這一走，我的船頭上就清靜了，沒有那么鬧熱了。年輕人，下農村，你可要吃苦頭了。不過話要說轉來，鍛煉鍛煉也好。這話要倒過來，你到是離開家，到鄉下掙工分去了，你的父母可就該遭罪了。”

離開了這條渡船，在街上轉悠了好一陣，看見很多學生模樣的人，拿著戶口本，急急忙忙地往派出所走。看樣子，也是到派出所下戶口的。跟我一樣，都是下農村，當知青去了。

回到了家里，天快黑了。家里還沒有開燈，我看見爸爸媽媽坐在家里默默無語。我把已經下戶口的事情，向爸爸媽媽講了，他們都無言而對。過了好一陣，爸爸才說：“這幾天，我們一直怕你想不通，正想著該怎樣和你說，你下鄉的事情看來是必須的事。真沒想到，你已經走到我們前面，把戶口都下了，下就下了吧，反正早晚都得有這么一天。”

幾天后，我把派出所里出具的回執單和兩張卡片交給了學校，當天就在學校的總務科，我領到了30元的下鄉動員費。回到家，媽媽什么話也不說，就用這30元動員費給我買：一個單人蚊帳，一個洗臉盆，一雙膠鞋，又托封大娘給我做了一件當時比較流行的有三個衣兜的黑色學生裝。準備著要下鄉的行裝，充滿幻想的我，心早已經飛到廣闊天地去了。

要下鄉了，至于鄉下的農村是什么模樣，我一無所知，過去只是在電影《槐樹莊》《李雙雙》等片和新聞紀錄片中看到過。影片和小說中農村，在我們的頭腦里，所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畫卷，一幅幅山清水秀花好月圓的絢麗景觀。

在我的內心深處，農村是一個充滿神秘的地方，很多的小說描寫中，都把農村描繪的風景如畫，不知道我要去的那個生產隊，也會有令人陶醉的美景嗎？那里會有神秘的叢林，該不會有什么野獸吧？生產隊里能讓我們吃飽飯嗎，主食是什么，有大米吃嗎？隊上的狗不會咬人吧？是不是也會有麥苗青來菜花黃的美景呢？

幾天后，學校正式發出通知，要求我們把各自的行李送到學校，由學校統一安排人員，把全校下鄉知青的行李集中起來，統一送到火車北站的站臺上，按照各自所要到達公社的順序，提前逐件裝進事前預定的知青專列的悶罐車廂。定于元月22日上午，全校首批下鄉的700多名知青，在火車北站集合，統一乘火車離開成都到夾江，然后從夾江用汽車把我們送到洪雅各個公社，最后從各個公社步行到各自所要去的生產隊。

爸爸幫我收拾行李，隨后在大街上雇了一輛人力三輪車，把我的行李送到學校，交給經辦的老師。當他看到：比我的個頭還小的學生，還也要下鄉。自己的兒子，身體狀況不算是最差的。比自己兒子身體差的人，還多著呢。別人能下鄉，他們都能行。自己的兒子也應當過得去。這么一想，好像他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些。

從小到大，長到十七八歲，我從來就沒有離開父母，從來沒離開過家，對于外面五彩繽紛的大千世界，在我的心靈深處，始終充滿著各種各樣神奇的幻想，從內心來講，我也是的確想離開家，到外面去看看，外面的世界究竟是啥樣？。現在真的就要離開家，就要下鄉了，至于在什么時候才能回來呢?我說不上來，未來的前途和命運是什么樣的？我更加不知道了。在當初，年輕幼稚的我，心里直充滿了將顏離開家的興奮和絕對想不到那么遠。

反正我是要走了，不久后的幾天里，馬上就要離開家了，到那個地圖上根本找不到的鄉下生產隊種地去了，響應號召：到廣闊天地煉一顆紅心去了。要走就早點走吧……

這段時間里，我心焦火燎地呆在家，想著拿本書來看看，書上的字密密麻麻地令人心煩；想著喝杯水，可端起來的水杯，不是太冷就是太燙，反正叫人喝不成；想去看看電影，可在電影院里除了新聞簡報，其他的就都是樣板戲，看得次數多了，也就煩了；在家里，不論做什么，心里都是毛焦火辣的；跟兩個弟弟說話，也總像是吃了槍藥一般，常把兩個弟弟嚇得不敢說話。

就要離開家了，我心事重重地站在窗臺前，望著窗外漂浮在眼前高樓后面的藍天浮云，面對著四面蒼白的墻壁，無聊地翻閱著掛在墻上的日歷，用一支紅蘭鉛筆，在日歷本上畫杠杠，板著指頭算著天數，坐立不安地等待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那一天的到來。

請看下文《踏上知青的路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