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名人名篇一位國文老師梁實秋

我在十歲的時候，遇見一位國文先生，對老他給我的師的散文印象最深，使我受益也最多，名人名篇我至今不能忘記他。對老

先生姓徐，師的散文名錦澄，名人名篇我們給他上的對老綽號是“徐老虎”，因為他兇。師的散文他的名人名篇相貌很古怪，他的對老腦袋的輪廓是有棱有角的，很容易成為漫畫的師的散文對象。頭很尖，名人名篇禿禿的對老，亮亮的師的散文，臉形卻是方方的，扁扁的，有些像《聊齋志異》繪圖中的夜叉的模樣。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過分地集中在臉上很小的一塊區域里。他戴一副墨晶眼鏡，銀絲小鏡框，這兩塊黑色便成了他臉上最顯著的特征。我常給他畫漫畫，勾一個輪廓，中間點上兩塊橢圓形的黑塊，便惟妙惟肖。他的身材高大，但是兩肩總是聳得高高，鼻尖有一些紅，像酒糟的，鼻孔里常藏著兩桶清水鼻涕，不時地吸溜著，說一兩句話就要用力地吸溜一聲，有板有眼有節奏，也有時忘了吸溜，走了板眼，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兩根玉箸。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長袍，好像是在給誰穿孝。袍子在整潔的階段時我沒有趕得上看見，余生也晚，我看見那袍子的時候即已油漬斑斑。他經常是仰著頭，邁著八字步，兩眼望青天，嘴撇得瓢兒似的。我很難得看見他笑，如果笑起來，是獰笑，樣子更兇。

我的學校是很特殊的。上午的課全是用英語講授，下午的課全是國語講授。上午的課很嚴，三日一問，五日一考，不用功便被淘汰，下午的課稀松，成績與畢業無關。所以每天下午上國文之類的課程，學生們便不踴躍，課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，但教員用拿毛筆的姿勢舉著鉛筆點名的時候，學生卻個個都到了，因為一個學生不只答一聲到。真到了的學生，一部分是從事午睡，微發鼾聲，一部分看小說如《官場現形記》、《玉梨魂》之類，一部分寫“父母親大人膝下”式的家書，一部分干脆瞪著大眼發呆，神游八表。有時候逗先生開玩笑。國文先生呢，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，不是榜眼，就是探花，再不就是舉人。他們授課不過是奉行公事，樂得敷敷衍衍。在這種糟糕的情形之下，徐老先生之所以兇，老是繃著臉，老是開口就罵人，我想大概是由于正當防衛吧。
有一天，先生大概是多喝了兩盅，搖搖擺擺地進了課堂。這一堂是作文，他老先生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字，題目尚未寫完，當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，就在這吸溜之際，一位性急的同學發問了：“這題目怎樣講呀?”老先生轉過身來，冷笑兩聲，勃然大怒：“題目還沒有寫完，寫完了當然還要講，沒寫完你為什么就要問?……”滔滔不絕地吼叫起來，大家都為之愕然。這時候我可按捺不住了。我一向是個上午搗亂下午安分的學生，我覺得現在受了無理的侮辱，我便挺身分辯了幾句。這一下我可惹了禍，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潑在我的頭上了。他在講臺上來回地踱著，吸溜一下鼻涕，罵我一句，足足罵了我一個鐘頭，其中警句甚多，我至今還記得這樣的一句：
×××?你是什么東西?我一眼把你望到底?
這一句頗為同學們所傳誦。誰和我有點爭論遇到糾纏不清的時候，都會引用這一句“你是什么東西?我把你一眼望到底?”當時我看形勢不妙，也就沒有再多說，讓下課鈴結束了先生的怒罵。
但是從這一次起，徐先生算是認識我了。酒醒之后，他給我批改作文特別詳盡。批改之不足，還特別地當面加以解釋，我這一個“一眼望到底”的學生，居然成了一個受益最多的學生了。
徐先生自己選輯教材，有古文，有白話，油印分發給大家。《林琴南致蔡了民書》是他講得最為眉飛色舞的一篇。此外如吳敬恒的《上下古今談》，梁啟超的《歐游心影錄》，以及張東蓀的時事新報社論，他也選了不少。這樣新舊兼收的教材，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開通的榜樣。我對于國文的興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。徐先生講國文之前，先要介紹作者，而且介紹得很親切，例如他講張東蓀的文字時，便說：“張東蓀這個人，我倒和他一桌上吃過飯……”這樣的話是相當地可以使學生們吃驚的，吃驚的是，我們的國文先生也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吧，否則怎能和張東蓀一桌上吃過飯?
徐先生介紹完作者之后，朗誦全文一遍。這一遍朗誦很有意思。他打著江北的官腔，咬牙切齒地大聲讀一遍，不論是古文或白話，一字不茍地吟詠一番，好像是演員在背臺詞，他把文字里蘊藏著的意義好像都宣泄出來了。他念得有腔有調，有板有眼，有情感，有氣勢，有抑揚頓挫，我們聽了之后，好像已經理會到原文意義的一半了。好文章擲地作金石聲，那也許是過分夸張，但必須可以瑯瑯上口，那卻是真的。
徐先生最獨到的地方是改作文。普通的批語“清通”、“尚可”、“氣盛言宜”，他是不用的。他最擅長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，一行一行地抹，整頁整頁地勾；洋洋千余言的文章，經他勾抹之后，所余無幾了。我初次經此打擊，很灰心，很覺得氣短，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謅出來的句子，輕輕地被他幾杠子就給抹了。但是他鄭重地給我解釋，他說：“你拿了去細細地體味，你的原文是軟巴巴的，冗長，懈啦光唧的，我給你勾掉了一大半，你再讀讀看，原來的意思并沒有失，但是筆筆都立起來了，虎虎有生氣了。”我仔細一揣摩，果然。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，把虛泡囊腫的地方全削去了，剩下的全是筋骨。
我離開先生已將近50年了，未曾與先生一通音訊，不知他云游何處，聽說他已早歸道山了。同學們偶爾還談起“徐老虎”，我于回憶他的音容之余，不禁地還懷著悵惘敬慕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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